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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1月，海富公司与众星公司、控股股东迪亚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陆某签订《增资协议书》，约定海富公司以2000万元对众星公司增资，其中114.77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885.23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各方特别约定：众星公司2008年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元，若未达标，海富公司有权要求众星公司补偿；若众星公司未履行补偿义务，迪亚公司需承担责任。同时约定，若2010年10月前未完成上市，迪亚公司需回购股权。然而，众星公司2008年实际净利润未达标，且上市计划落空。海富公司遂起诉要求众星公司、迪亚公司支付补偿款1998万元。

　　该案历经兰州中院、甘肃高院与最高院的审理。最高院最终作出判决，认定海富公司与众星公司之间的补偿约定因构成抽逃出资而无效，但认可其与迪亚公司之间的补偿约定有效，判令迪亚公司向海富公司支付补偿款。这一裁判思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相契合：上行期企业盈利稳定，与股东对赌既能满足投资人风险控制需求，又无需过度担忧标的公司履行能力。但随着经济周期切换，尤其是下行期企业股东自身偿债能力下降，这一规则的局限性逐渐显现。

　　在(2019)粤03民终30528号杨某、深圳市创东方富建投资企业等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深圳创东方合伙企业请求回购股权的权利是否属于形成权，是否因超过除斥期间而消灭的问题，本案中深圳创东方合伙企业系依据双方《增资扩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请求杨某等主体回购股权，该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深圳创东方合伙企业请求回购股权，该权利并不能单方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法律后果，不属于形成权。杨某主张深圳创东方合伙企业请求回购股权的权利属于形成权，因超过除斥期间而消灭，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在(2020)京03民终5204号郭某与朱某等股份回购纠纷案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郭某主张回购请求权超过除斥期间已实际消灭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涉案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投资人有权要求原股东按照既定条件购买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投资人所享有的是要求原股东向其支付特定价款并承诺将所持股权交付给原股东的综合权利义务，回购权的标的是包含价款给付及股权交付的一项交易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成权的特征。郭某关于回购请求权属于形成权适用除斥期间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在(2023)沪01民终5708号崔成龙与廖源杰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对赌协议’是投资方廖源杰与融资方崔成龙为解决对目标公司正菏公司未来发展不确定性，而设计的以股权回购与金钱补偿方式对正菏公司未来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该协议内容已经在正菏公司于上海XX中心挂牌时予以公告，且不违反法律与监管规则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此类协议中的回购权本质上是赋予了投资方在特定条件下以单方意思表示形成股权转让关系的权利，当基础条件成就且权利存续时，一旦权利人及时、合法发出回购通知，则双方之间即按照事先约定的对价产生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回购义务人并无缔约选择权。因此，此种回购权系由当事人约定产生的形成权，能够单方变更法律关系，与合同解除权类似，需促使法律关系早日确定，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

　　例如，在(2020)最高法民再350号深圳市广华创新投资企业、大连财神岛集团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协议中关于财神岛公司回购股份的约定不属于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和财神岛公司章程所列举的情形，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资本维持的基本原则，广华投资企业请求财神岛公司收购其股权的条件并不具备。”此外，(2020)沪民申1297号、(2022)京0108民初47605号等案例亦将对赌回购权作为形成权。

　　在司法实践中，若投资人实际参与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标的公司有时会以此为由主张减免对赌义务。通常情况下，法院判断该主张是否成立会把握两项核心要件：一是标的公司需举证证明投资人存在故意损害公司经营状况的主观意图及具体行为；二是需证实投资人的经营管理参与行为与对赌条件未成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若标的公司无法就上述两点完成举证，法院一般不会支持其减免对赌义务的诉求。不过，即便如此，投资人仍应注意避免对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过度干预。